为什么苏联当时要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

苏联援华最大的作用是巩固了苏联对东欧地区的控制，推迟了东欧剧变的发生，给苏东集团续了命，它对苏联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意义，本质上是一次丕平献土。

先做名词解释，所谓丕平献土，指的是法兰克王国的宰相丕平为了篡夺国王的王位而向罗马教廷寻求合法性支持，教皇为丕平的篡位提供了合法性背书，使其篡位成功，作为回报，丕平出兵意大利半岛，并将夺取的一部分意大利领土献给了罗马教廷。

这种以物质财富赎买政治合法性的行为，就叫丕平献土。这也是苏联援华的真实目的，它不是什么兄弟国家之间的无私馈赠，更不是无偿的。

比如著名的，许多人喜欢挂在嘴边的“苏联援华156个项目”。

需要指出的是，156个项目这个说法不是援助当时的说法，更不是苏联领导人制订了一个对华援助156个项目的方案，然后照章执行。它是1955年国内宣传部门在回顾了苏联对华工业援助的过程，然后对援华的项目进行梳理统计之后，把苏联从1949年到1955年对华提供的所有工业援助统称为156个项目。

关于这156个项目，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它不是苏联一家援助的，它是苏东集团整个阵营援助的，其中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其中出力甚大，特别是在精密制造领域，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次，这156个项目中的绝大部分，是在斯大林死后，在贝利亚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推动实施的，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中签署的91个项目，这91个项目是苏联援华156个项目中的骨干部分，该协定签署于1953年5月15日，因此又称为“515协定”，515协定签署时，贝利亚是苏联事实上的一号人物。

最后，156个项目并不是50年代苏联对华援助的全部，波匈十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之后，苏联为了回报中国的支持（这一点后文会详谈，在此暂且按下不表）而进一步加大了对华援助力度，一度将规模提高到总计304项成套设备项目，64项单列设备项目，总计368个项目的地步，力度大到中国自己都承受不了，主动要求苏联方面缩减了援助力度。

苏联之所以如此迫切的大规模援助中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掌握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解释权，是共产主义阵营事实上的教廷。

1953年3月1日凌晨，喜欢熬夜宴饮，生活习惯极其不健康，作息极其不规律的斯大林因为中风一头栽倒在自己的卧室里，第二天被工作人员发现时已经大小便失禁，无法说话，基本瘫痪，随后他被工作人员搬到床上，在自己的屎尿中浸泡着，从3月1日泡到3月5日后去世。

期间，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阻止了一切对斯大林的抢救措施，加上斯大林本人长期对医生不信任，因此其医生也不敢擅自对斯大林采取抢救措施，万一要是救活了之后自己成了反革命怎么办？

斯大林死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了苏共面前——如何消除斯大林的政治影响。

国内在苏联否定斯大林这个问题上，喜欢把事情简单归因于1956年的苏共秘密报告，喜欢归因于赫鲁晓夫个人，此种说法完全错误，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际情况是，否定斯大林是当时苏共高层的集体意志和普遍共识，消除斯大林政治影响的进程几乎在斯大林死后第一时间就开始了，且一路畅通无阻，几乎无人反对，1956年苏共秘密报告只不过是这一进程告一段落的标志，它是苏联消除斯大林政治影响这一过程的结果，而非起因。

你问为什么苏共高层要集体否定斯大林？

因为大家都受够他了，就这么简单，不然能让他在自己的屎尿里泡4天？

斯大林死后不到一个星期，在他活着的时候专门帮他抓人和办案，对他极尽谦卑顺从之能事的贝利亚成了第一个对他开刀的人。

当时贝利亚是苏联内务部长，他在斯大林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内务部成立若干侦查小组，对斯大林时期的若干冤假错案进行重新调查和平反，因为这些冤假错案当初就是他帮斯大林办理的，所以平反调查进行的非常迅速，包括著名的“医生案”，斯大林死后不到一个月，“医生案”就被迅速平反。

郭德纲说过，冤枉你的人比你自己还清楚你有多冤枉。此言至为贴切。

此外贝利亚还在苏共主席团提出动议，要求采取措施，全面揭露过去国家安全机构制造的冤假错案，原话是“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这也迅速获得了苏共高层的一致认可。在斯大林死后2个月，苏共主席团再次通过了贝利亚的提议，禁止节日期间游行队伍抬举领导人画像，在这次会议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共同谈到了个人崇拜的危害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提斯大林的名字，但此次事件被视为苏联开始清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起点。

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严格来说并不像国内说的那样是“全盘否定”，而是主要针对斯大林时期的特务政治和个人崇拜展开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秘密报告。

说到这个报告，国内很多人都只会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但他们往往连这个秘密报告的全名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秘密报告的全名就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回到正题，此后苏联政局又发生了一系列剧变，1953年6月，斯大林死后3个月，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朱可夫在会议上联手发动兵变扳倒了贝利亚，当时赫鲁晓夫带头发难，马林科夫一声令下，朱可夫本人亲自拿着手枪，带着一队士兵冲进会场把贝利亚给抓了，抓了之后迅速将其秘密处决，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三巨头就此掌握苏联实际权力，德高望重的布尔加宁则名义上执掌苏联军权。

1957年，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的全力支持下将马林科夫扳倒，并在随后把马林科夫打发到水电站当站长，而朱可夫则取代布尔加宁升任苏联国防部长，完全掌握苏联军权，苏联就此进入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共治的局面。

那段时期苏联的政局极其动荡，高层人事变动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但不论苏联政局如何变迁，权力结构如何演化，清算斯大林的进程依然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对1936年-1939年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系统性的彻查，并鼓励全社会对冤假错案进行检举揭发，仅仅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2月，苏联检察院就重审了上万起冤假错案，检察院直接提起抗诉的超过7000起，家属申诉案件上万起，未来得及处理的案件超过3万起。

在1955年的秋季，被平反人员开始陆续从监狱和流放地遣返回家，当年11月，苏共主席团做出决议，不再在斯大林诞辰时进行隆重集会和庆祝活动，报纸和广播对斯大林的吹捧和赞美也在逐步减少，恩情文学日益降温，在1955年到1956年之交，苏联又陆续对斯大林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和调查，包括被普遍认为是大清洗起点的基洛夫遇刺事件，还把许多当年直接负责帮斯大林办案的高级侦查人员带到苏共主席团面前直接问话，把斯大林时期的若干破事挨个翻了出来。

1956年，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在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时授予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将以往颁奖词中关于斯大林的部分全部去除，这被视为斯大林死后苏共高层清除斯大林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这整个过程直到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才暂告一段落，秘密报告是苏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系统性的介绍大清洗。

这些事情说明了清算斯大林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整个苏共高层乃至全苏联的集体意志，不仅上层官僚积极推动，下层民众也主动参与，其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不是秘密报告发表后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实际上秘密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暂停了对斯大林时期的进一步深挖，真要继续挖下去，场面怕是更加不堪。

但频繁的政局变动和大规模的平反造成了一个附带后果，就是回旋镖和合订本问题，斯大林死前，苏联各路宣传机构和肉喇叭把斯大林吹的天上有地下无，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让广大苏联人民痛感慈父的恩情利滚利，生生世世还不完。

但大规模的平反调查一开始，人们突然发现当年的各种铁证如山的大案要案居然都是靠刑讯逼供和监视告密人为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而这些冤假错案中相当一部分是斯大林出于政治目的一手导演的，而之前一直被广泛宣传为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社会主义事业骨干力量的各种人物，比如以贝利亚为代表的各种军警宪特，一下子成了助纣为虐的鹰犬爪牙。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么做是不对的，既然平反和纠错导致了“思想混乱”，那么为了思想不混乱，就不该平反和纠错。

这显然是屁话。

首先，冤案没落你头上，你自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其次，如果你的思想稳定必须建立在冤假错案的基础之上，那说明你这个思想它就该乱。

此外，频繁的政局动荡也导致了苏共统治基础的不稳定，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掌权。贝利亚被扳倒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朱可夫三巨头上位掌权，然后马林科夫又被扳倒，布尔加宁离开军部，朱可夫被扶正，这些激烈的变动短促密集的发生在三四年之内，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如此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动荡对苏共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

总路线天天锐角转弯，换你你受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基础极其薄弱的苏共，便开始试图从意识形态中寻求政治合法性。

于是，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

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统治者大多不具备强有力的理论权威，贝利亚是经济官僚和军警宪特出身，赫鲁晓夫是政工干部出身，马林科夫是经济学者和技术官僚，朱可夫是军头，苏联内部虽然也有意识形态学者，但这些人并不掌权，苏联高层缺乏理论权威，而同一时期中国自行完成了内部革命并在朝鲜战争中创下卓越战绩，因而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权威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发生了东移。

当时的中国掌握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解释权，今人恐怕很难想象当年这种基于意识形态解释权所形成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从苏联到东欧，苏东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某一政治问题发生难以解决的争论时，“听一听毛的看法”或者从中国的相关表述中寻求解答是一种普遍反应，甚至一些苏东国家内部发生政治争议时，向中国寻求解释和意见也被认为是正确且合理的。

除此之外，当时的苏东集团说白了是苏联依靠军事力量在东欧扶持起来的一系列卫星国和傀儡政权，比如所谓的“人民波兰”，它的国防部长不是波兰人，而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完全就是个傀儡政权，要知道哪怕是伪满洲国的所谓“军政部”总长都是让伪满人员充任的，日本人只是担任次长和顾问，起码多多少少还装一下，而苏联干脆装都懒得装，直接让苏联人来当波兰的国防部长，滑天下之大稽。

傀儡政权的一个共性就是普遍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当傀儡政权是由世仇扶持时，这种基础就更加薄弱了，而众所周知，俄国与东欧各国在历史上有极其深重的世仇。因此苏东集团内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急于寻求一个“苏联之外”的理论权威来源，来补充自身的合法性。

此时，凭借自己的力量赢得革命，又在朝鲜战争中令人印象深刻，且最高领导人极具理论水平，相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并无太多历史交集的中国立即成了一个绝佳的对象。

当时的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点像社区里的牧师或者神父，或者说类似于部族里的长老，虽然不能直接指令和要求别人做什么，但是说话有人听，意识形态上有影响力，哪怕是社区里的地头蛇进了教堂也会放轻脚步，小声说话，也会向牧师进行告解，包括苏联在内，当时苏东各国评是非断对错都喜欢找中国，属于“找人评理”时候的那个“人”。

说的直白一点，当命令来自于莫斯科时，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会难以向本国的民众交代，毕竟他们为什么要听俄国佬的呢？但如果是来自中国的劝说和忠告呢？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有些事情，苏联要和东欧国家说，自己不方便出面，便会委托中国帮忙传达，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哥穆尔卡在和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私下交谈时曾说过“同一句话，经中国方面转述后，立即就变得悦耳动听了。”

正是因为中国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这种特殊身份，导致苏联为了弥补自身意识形态上的短板而积极与中国发展关系，他们需要在自身政局动荡不安的同时，通过与中国这个“部族长老”“教区牧师”多多走动来稳定国内，同时还需要通过中国来协调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维系苏东集团的存在。

可以这么说，在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局虽然一日三变，掌权人物不断变化，但有两件事是雷打不动的，一是消除斯大林的政治影响，二是和中国发展关系。

贝利亚掌权时期，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便签署了包括156个项目中91个项目的515协定。

赫鲁晓夫、马林科夫、朱可夫三巨头时期，则又陆续在1953年，1954年陆续追加大批项目，特别是1954年，这一年苏联方面追加了三次项目，一次是1954年8月赫鲁晓夫访华前追加了11个项目，另一次是1954年9月赫鲁晓夫再次追加了15个项目，第三次是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后，中苏两国签订经济协议书又追加13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技术非常先进，赫鲁晓夫访华前后的这三次大规模援华请大家记住，后面要说。

这还是包括在156个项目中的部分，156个项目之外的部分更是多如牛毛，1956年4月中苏签订协议，新增55个援助项目，1956年9月又增加了12个项目，到了1957年，甚至因为项目实在是太多，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于是国家计委与苏联协商，要求减少了一批项目，缩小了一批项目和推迟了一批项目。

顺便一提，赫鲁晓夫访华两个月后的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开始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

苏联为了向牧师告解，向教堂捐了这么多钱，那么它获得了什么呢？

它获得了中国在斯大林死后苏共历次重大政局变动、苏共秘密报告和波匈十月事件等惊涛骇浪中的支持，这些支持起到了意识形态压舱石的作用，帮助苏联稳固了国内和东欧的局势，特别是推迟了东欧剧变的到来，给苏东集团续了命。

据说丕平献土前，宰相丕平曾经向时任教皇扎卡利亚斯试探性的询问“国王除了在文件上签名外没有任何权力，只会按照宰相的吩咐办事。这该怎么办？”教皇当时立即心领神会，给出了一句颇有格调的回答“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

得到想要的答案后，丕平立即开始快马加鞭的推进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加九锡，总百揆等流程。

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也大致如此。

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成为苏共第一书记，但地位并不稳固，他的政治盟友不多，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对他形成了巨大的牵制。为了稳定地位，他依托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等军头的支持开始与马林科夫争斗，后来又陆续争取到了莫洛托夫、米高扬等外交官的支持。

因为马林科夫曾经与贝利亚走的很近，两人关系非常好，赫鲁晓夫便以此发难，在对贝利亚的清算中拼命把马林科夫往里面扯，赫鲁晓夫还一直在授意苏联法院在对那些与马林科夫有关的案件进行重审，意在把马林科夫划为前朝余孽，然后一并扳倒。

到了1954年秋天赫鲁晓夫访华前夕，马林科夫的政治地位已经和被丕平篡权的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末代君主希德里克差不多了，不仅每逢重大会议必遭批判和围攻，总是要不停的在会议上做自我检讨和批评，还要为自己不断的辩解，在实际政务处理中更是对赫鲁晓夫唯唯诺诺，马首是瞻，其地位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

在做好多方准备后，赫鲁晓夫在1954年10月首次访华，这次访华最开始苏联方面本打算由米高扬带队，结果赫鲁晓夫突然宣布自己要亲自带队。

为了获取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秃子赫鲁晓夫打算带上一份不输于矮子丕平的见面礼，于是有了赫鲁晓夫访华前后苏联的连续三次大规模援华，他为此甚至和自己的政治盟友，当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伏罗希洛夫爆发了激烈冲突，伏罗希洛夫认为给中国的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一开始不愿意签字，后来赫鲁晓夫不断施压，最终说服了伏罗希洛夫，然后带着巨额伴手礼来到了中国。

这趟访华中苏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问赫鲁晓夫说“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去看看？”赫鲁晓夫回答：“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中国领导人非常高兴地说“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去哪都可以，就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

于是，中方对赫鲁晓夫的参观游览不做规定和安排，由他随意前往任何地区，并与中方干部随意往来。

这种规格的礼遇，世所仅有，双方关系达到顶点。

而来自教廷如此高规格的礼遇，立即让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的地位空前稳固了起来，于是他加快速度推进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加九锡，总百揆等流程。

次年1月，苏联宣布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次年2月，赫鲁晓夫发起总攻，解除了马林科夫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老军头布尔加宁取而代之，在扳倒马林科夫时起到重大关键作用的朱可夫正式扶正，成为苏联国防部长，执掌苏联军权，此后赫鲁晓夫不断提拔自己的亲信进入书记处，把持关键部门。

除了马林科夫，所有人都获得了幸福。

有人可能会不明白，为啥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支持对赫鲁晓夫意义如此重大，因为赫鲁晓夫当时的职务是苏共第一书记，他是政工干部出身，代表的是党务系统的利益，而马林科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代表的是技术官僚的利益，对于苏联的党务系统而言，意识形态和道义正确性是其最大的政治资源，也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正如一个地区的红衣主教，最大的靠山必然是教廷，所以，赫鲁晓夫访华后，其在党务系统内的地位立即变得坚如磐石，让他能够整合本派系的内部力量，压倒主要政敌。

这种稳固的地位让赫鲁晓夫在苏联内部斗争中获得了近乎战无不胜的优势，比如1956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三人抱团，打着反对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旗号试图斗倒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凭借自己稳如泰山的地位一巴掌就拍死了这次反抗，并将此三人打成“反党集团”后开除出苏共，这也成了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反党集团”案，秃子献财和矮子献土一样，为自己获取了巨大的政治优势。

说完了对赫鲁晓夫个人的好处，再来说说对苏联的好处，中国的意识形态支持对苏联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波匈十月事件平稳落地，避免了苏东剧变的提早到来。

波匈十月事件本身过于复杂，事件过程一波三折，百转千回，其来龙去脉是非对错三言两语说不完，这里只做一些简单介绍。

1.波匈十月事件并不是一起事件，而是1956年6月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匈牙利起义事件两起事件的统称，这两起事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起事件也被中苏两国一并处理，因此被统称为波匈十月事件。

2.这两起事件发生的原因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导致东欧社会出现思想和政治混乱，此说纯属罔顾事实。实际情况是东欧国家从来就不待见苏联，斯大林死前，波匈两国的反苏声浪早就已经暗流涌动，只是迫于苏军的威压而未能爆发，斯大林的死只是给两国的反苏力量提供了一个契机，没有秘密报告，他们照样反苏。东欧国家和俄国之间是世仇，他们不反俄才是不正常的，只不过迫于苏军的压力才勉强屈从于苏联。

3.波匈两国政府在波匈十月事件爆发前昏招迭出，特别是机械照搬斯大林式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大搞农业集体化，打压工商业，税收过高而工资太低引发众怒，波兹南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波兹南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要求涨工资，就算不否定斯大林，难道工资就能自动涨？

波匈政府盲目追随斯大林式经济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和俄国之间的传统矛盾，且当时波匈两国领导人更是毫无人样，如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拉科西·马加什，此人在国内反苏声浪爆发后居然抛下国家跑到苏联，此后至死再未回国，他跑到苏联后接任的新书记格罗更是刚一上台就跑到苏联去“度假”，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度假结束后又跑到南斯拉夫去“访问”，作为一国领导人，刚一上台就不在国内办公，而是到处乱跑，唯独不肯留在国内，如此做派，匈牙利人怎么可能接受？

另外当时波兰的政务被苏联一手把持，比如前面提到的波兰国防部长是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他同时还是波兰的副总理，事实上主持波兰政府日常工作，事件发生前，整个波匈政权从头到脚就是一副傀儡嘴脸，换谁谁受得了？

4.这两次事件最激烈的时刻，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准备好与苏联开战，波兰军队成立了中央司令部和地方司令部，密切监督苏联驻军的动向，同时波兰军队也制定了一旦苏联暴力干预波兰政局，则立即对苏军发起全面反击的计划，波兰内务部队已经做好了逮捕苏共代表团的准备，工厂和学校成立了纠察队和自卫队，波军向人民发放了武器，准备和苏联抗争到底。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更是直接爆发市民起义，市民们武装起来依托街垒和工事与苏军爆发战斗，也就是著名的布达佩斯事件。一旦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矛盾彻底激化，东欧剧变将提前爆发，苏联就算能够打垮东欧国家的反抗，也无法在当地建立有效控制，苏东集团将提前三十年倾覆。

5.事件最终平息下来，中国功莫大焉，当时中国积极发挥了自己意识形态仲裁者的地位，凭借自己在东欧国家中比较良好的形象四处周旋，到处灭火，特别是成功说服了苏联放松对波匈等国的经济控制，允许他们自行决定社会和经济政策，同时，在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之间做了大量协调和沟通工作，凭借双方都愿意听自己说话的特殊地位，让波兰事件成功平息下来。

波匈十月事件中，赫鲁晓夫在事件愈演愈烈时曾经直接向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求助，原话是“希望中国能使用影响力防止问题向错误方向发展。”

波兹南事件期间，波兰的游行队伍打出了“中国支持我们”的标语，且事后波兰人也普遍认为是中国全力劝阻了苏联在波兹南事件爆发时对波兰进行武力干涉。

当时中国究竟有没有劝阻苏联对波兰出兵，目前是一个历史悬案，没有更多史料予以证明，但当时波兰方面普遍坚信是中国劝阻了苏联，波兰统一工人党曾经对中国方面表示“要不是中国方面的支持，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而时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奥哈布甚至直言“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

在匈牙利事件上，当时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种比较折中的方法，一方面支持苏联出兵匈牙利压倒了反抗，但另一方面，在武装结束后也说服苏联方面同意放匈牙利自由，不要再粗暴干预匈牙利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放弃老子党作风，结果是让匈牙利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自主权，暂停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允许工商业小规模发展，这也让匈牙利后来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家，后来赫鲁晓夫之所以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盘古拉什（匈牙利红烩土豆牛肉），实际上是借这道菜暗喻匈牙利的经济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中国方面给苏联提出的方案极其巧妙，中方代表会见赫鲁晓夫时的解释是，一方面，只要波匈两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那么所有事情就都可以谈，没有什么不能谈的，但这是原则，不能有丝毫让步。

另一方面，中方代表也将过去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强力压制、管控，以及农业集体化政策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归因于“斯大林化”，原话是“请苏联同志考虑：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不是犯有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致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并明确点出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存在“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事先既没有个别谈话，又没作集体商谈，只有强加于人，就是要别人听你们的话，不听，你们就要整人”等问题。

中方提出的方案是，要求苏联在确保波匈两国不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提下，放松对东欧国家的管控，特别是社会经济政策的管控，并将此前双方的冲突归咎于斯大林时期的政策和老子党作风。

这个思路的巧妙之处在于，首先，它将苏东之间的历史世仇，传统矛盾，制度弊病等一系列问题复杂交织而成的深厚的结构性矛盾，收敛简化为几个具体的政策问题和作风问题，并把责任归咎到斯大林这个死人头上，这固然有和稀泥的成分，但也事实上让矛盾得到了淡化。

特别是把东欧诸国和苏联之间那种卫星国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归纳为斯大林时期的粗暴霸道作风，这让东欧对俄国的仇恨，一定程度上转移为对斯大林的个人不满，让斯大林来背这个锅，坐这个蜡。考虑到斯大林个人超凡的影响力和在苏东集团形成过程中起到的巨大历史性作用，这种转移在当时看来是颇为有效的，它至少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不满，维护了苏东集团的内部稳定，避免了东欧国家将不满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阵营本身，让斯大林给社会主义阵营当了盾牌，给苏东续了命。

其次，当时苏联内部的去斯大林化进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把锅全扣到斯大林头上，看似是让苏联出丑，实则是肯定了苏联内部的去斯大林化进程，这客观上是给赫鲁晓夫和他的秘密报告一定程度上站了台，事实上是给当时苏共高层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一份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背书，是帮助赫鲁晓夫坐稳了位置，把王冠结结实实的扣在他的秃头上，所以，苏联虽然出了丑，但对苏共高层以及赫鲁晓夫个人来说却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对此方案也颇为满意，在与中方代表交换意见后他直接说“我们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看法。”

随后，中方便按照这一共识依计行事，顺利抚平了波匈十月事件，此后波匈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苏联暂时挽回了东欧大局，秃子坐稳了位置，中方的意识形态仲裁者地位获得进一步巩固，所有人都获得了幸福，苦一苦斯大林，好处大家分。

需要指出的是，在秘密报告发表之初，中国方面对秘密报告的态度并非完全否定，后来之所以完全否定秘密报告，把赫鲁晓夫打成修正主义集团，完全是中苏关系破裂，中苏论战爆发后才这样的，这并不是中国方面最初的态度。

秘密报告发表之初，中方领导人对秘密报告的态度非常值得玩味，原话是“捅了篓子，揭了盖子。”

这句话实际上很好理解，揭了盖子的意思就是把一些长期被掩盖的客观事实和长期被扭曲的情况揭露了出来，暴露了问题，辨明了是非，这是肯定。

捅了篓子解释起来也很简单，说的简单点就是“这些话完全可以说的更委婉一些，起码不要说的那么明。”

苏共秘密报告发表于1956年2月，而在3月3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中国领导人就该报告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苏联方面的档案将这次谈话的氛围形容为“情绪极佳”，在这次对话中，中国领导人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表示斯大林是“基本正确”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

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它通过共产国际向我们发出了大量不正确的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同时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不同意见，这位中国领导人还对秘密报告进行了自己的归纳总结，将其总结为7个问题。

当尤金表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乎于神化的个人崇拜”时，中国领导人立即表示同意，并补充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积累形成的。”并表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苏共自己主动提出了这些问题，中方才有可能“更加自由的思考许多问题。”

这个态度和后来对秘密报告批倒批臭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这场令人愉快的谈话结束后不到一个星期的4月6日，米高扬再次率领苏联代表团访华，双方签订了新增55个苏联援华重点项目的有关协议。

4月4日，中国领导人亲自修订润色的讨论秘密报告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某著名二流媒体上发表，该文在原则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同时，又拐弯抹角的认同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高度评价，苏共中央于6月30日的会议中，将这篇文章拿出来大吹特吹，奉若福音，并引用了该文章中的大量篇幅来论证“中方拥护和支持我们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

《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翻译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赫鲁晓夫对该文章爱不释手。

什么叫意识形态仲裁者，知道了吗？教皇的涂油礼对丕平的意义是什么，知道了吗？

赫鲁晓夫实在是太想进步了。

此外有几个基本事实需要指出，中国是最早得知苏联要批判斯大林的国家，苏共二十大召开前，苏共高层变分别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在会见过程中拐弯抹角的暗示将要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批判，赫鲁晓夫本人接见中方代表时，就当着中方代表的面大谈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失误，苏方通过种种渠道向中国释放信号，中国代表团则心领神会，在参加大会涉及到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参与、不发言的默认态度，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苏共高层的说法。

最能说明中国对秘密报告态度的一点是，中国充当了扩散该报告的急先锋。

秘密报告发表后，苏共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将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翻译后立即发往国内。这是赫鲁晓夫授意的，赫鲁晓夫的目的，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之间的组织关系来圈层式逐步扩散这份报告，通过这种方式来含蓄的表达苏共方面对斯大林的态度转变，并且将这种转变可能导致的思想动荡最小化。

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虽然也收到了这份报告，但在国内一直将其置于严格保密的状态，而中国不同，中国不仅没有刻意保密，还按照赫鲁晓夫的意图行事，通过组织内部的层层传达，几乎将这份报告半公开化了。中国当时不仅在各级党组织中照本宣科的口头传达了报告内容，还将报告全文印成三十六开的小册子，随《参考消息》一起发放，印有秘密报告全文的《工人日报》甚至公开销售，并很快被抢购一空，同期的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了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相关问题，这说明对于这份所谓秘密报告，中国根本就没有保密，这完全符合赫鲁晓夫的期望。

苏共方面对此颇为满意，赫鲁晓夫甚至曾经派人把一份自己亲手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中方，并告知“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双方心领神会。

美国纽约时报当时还神神秘秘的说自己搞到了苏联的“绝密文件”，然后拿出来当特大新闻公布，绝密个锤子绝密，这玩意在中国到处都是，还是赫鲁晓夫亲自校订的版本。

中方将秘密报告全文的扩散是世界各国了解秘密报告的重要信息来源，越南和朝鲜的不少干部是在看了中文资料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种不保密的态度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公允而言，斯大林的死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首先，斯大林和中方关系相当不怎么样，斯大林曾经说当时中方领导人是“中国的铁托”还说中国“走上了南斯拉夫的道路”，这话什么意思，大家自行领会，而斯大林一死，原本属于苏联的意识形态解释权就转移到了中国。

其次，斯大林经常搞老子党那一套，长期压着中国一头，这种做派在诸如朝鲜等问题上起过极坏的作用，他一死，头上的这块石头烟消云散。

最后，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出手阔绰，他们可比斯大林大方多了。

斯大林死了，苏联又自己对斯大林展开批判，为中国省去了不少麻烦，中国仅仅只是帮忙扩散消息，拱拱火，而没有落井下石跟着苏共高层一起追打斯大林，已经是非常体面非常讲究非常手下留情了。

教皇把王冠戴到了为法兰克操劳的人头上，丕平非常满意，教皇也得到了捐赠。

至于后来为什么闹翻，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点赞: 8777

感谢: 1900

发布时间: 2024-07-03 06:28:02 UTC+8

修改时间: 2024-07-03 06:28:02 UTC+8

还能刷到的时间: 2024-07-25 09:57:09 UT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