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日本经历过的吗？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化是一种奢望，真正需要应对的前景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拉美化。

要知道日本再怎么失去的三十年，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产业技术先进，社会结构稳定，总体生活水平更不是发展中国家能比的。

可以说日本在进入失去的三十年之前，经济社会各方面发育的非常强壮，有足够的储备和脂肪去过冬，失去的三十年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极高水平条件下的衰退，积累深厚的情况下衰退和家底薄弱的情况下衰退完全不是一回事。

另外，日本这些年在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认知没有受到污染，讨论没有受到限制，失去的三十年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日本自己提出的，总体而言，日本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没有犯讳疾忌医和遮羞捂丑的错误，起码做到了心里有数，说话敞亮，正确的认知问题是最终得以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最关键的一点是，日本在泡沫达到顶峰，将破未破之时，没有过多的用行政手段和社会财富去强行维持虚假繁荣（试过，但发现没用后就迅速停手了），而是尊重价值规律，任由泡沫破裂，该破产的破产，该跳楼的跳楼，该出清的出清，没有让泡沫资产的虚假估值绑架全社会的前途。

就像肿瘤还没有长大之前就当机立断，忍着疼流着血把它一刀切了，虽然血流成河，疼的要命，但好歹命是保住了，没有放任肿瘤进一步长大，更没有在肿瘤不断长大，身体日益羸弱的同时，还企图靠吃补药打兴奋剂去强行维持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假象。

在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前及时止损，衰退开始前还储备了足够多的营养和脂肪，单纯从应对衰退的角度来看，这几乎是衰退局面下的最优开局，对比其它陷入类似困境的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和南欧），你几乎找不到比日本境遇更好的。

日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在出台过不少相当经典的产业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具有世界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合理的举措让日本储备了足够的脂肪去挺过寒冬。

举几个例子

1947年，日本政府在驻日美军的主导下出台的《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和《禁止垄断法》。

这两个法案把三井，三菱等大型财阀集团拆解为一系列中小型企业，它消灭了垄断企业对经济社会的荼毒。

在这些法案下，18家大企业被拆解为几百家中小型公司，比如大日本麦酒被拆解为朝日啤酒和日本啤酒，三菱重工被拆解为东日本重工，中日本重工，西日本重工，日本制铁被拆解为八幡制铁所，富士制铁所，大建产业被拆解为吴羽坊，丸红，伊藤忠，尼歧制铁，帝国纤维被拆分为中央纤维，东邦人造丝，帝国制麻，连养牛的北海道牛奶业联合体都被拆解为雪印乳业和北海道奶油。

美军拆解日本大财阀，主观上是为了消除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客观上也消灭了垄断企业对日本经济的桎梏，这些日本企业在从大财阀中被拆解之后反而得以轻装上阵，并在日后的发展中蓬勃兴旺起来。

有些企业哪怕在国内都非常有名，那些并不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就不提了，就说日常消费中能接触到的企业，比如朝日啤酒和雪印乳业，你把这两家企业的产品和同价位的X利，X牛，各种啤水比较一下，说句高下立判不过分吧？

反垄断只要落到实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那真是一抓就灵。

另一个例子是1963年的《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

战后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极度重视中小企业的运营发展，早在1947年，日本就在中小企业协会等小企业团体的压力和游说下颁布了《中小企业振兴对策纲要》，把中小企业上升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高度。

1949年日本为了加快战后重建而设立了国民金融公库时，该机构的核心任务就是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到了1953年又建立了专门向中小企业提供设备采购贷款和长期周转资金贷款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其信贷政策极其优惠，利率极低，放款迅速，审查宽松，甚至一些大企业都偷偷摸摸的组建皮包公司去借款。

当时日本为了防止中小企业因为还不上贷款而出现金融信用问题，变成黑户，借不到钱，导致资金链破裂，企业倒闭，还制定了《信用保障协会法》，创立了信用保险制度，给相当一部分还不上贷款的中小企业兜了底，给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了试错失败的机会，极大降低了创业的风险。

以上只是日本产业政策中优待中小企业政策的一小部分，冷战期间，世界各国对待经济和产业的态度几乎都是满脑子上规模上体量，只有日本反其道而行之，当时的日本几乎是全世界对中小企业最友好的国家，甚至为了保障中小企业的生存而刻意控制同业态大型企业的扩张。

比如1953年出台的《中小企业协同组合法》，该法案鼓励中小企业自行建立基层自组织，成立同业行会，这让小企业有能力抱团对抗大企业的压力，再比如《中小企业安定法》，该法案严格管控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小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最大限度避免政治扰民。

1953年日本年还出台了《百货店法》，该法案专门保护小商店和小商贩的权益，后来甚至在1973年还出台了《关于大规模零售店零售业活动调整的法律》，限制大集团大资本销售企业的过度扩张，保护中小企业，这一做法后来还从零售业扩大到了各行各业，于1977年出台了《关于确保中小企业事业活动机会、调整大企业事业活动的法律》，该法案可视为《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的进一步延伸，保护了日本经济免受垄断行为的威胁。

大量的，绵密的中小型企业和五花八门的丰富业态，是日本极高的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产业基础，也是对抗垄断企业的有力保障，这些东西就像厚厚的脂肪层，帮助无数的日本人在失去的30年挺过严冬。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和优待的巅峰之作，是1963年的《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

这个法案的厉害之处在于其中有这么一条：

中小企业现代化审议会除根据本法规定，去调查、审议属于其权限内的事项外，不要应有关各大臣的咨询，去调查、审议有关中小企业现代化的重要事项。

这条啥意思？

说穿了就一句话：少掺合，少干预，管住嘴，不要乱发文乱指导。哪怕是部级高官（大臣），也没有资格干预中小企业的业务运行工作。

它一举消除了50年代日本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实行大规模统制经济而导致行政权力对企业运行和经济活动过度干预，过度掺和，过度介入的问题，加强了日本经济的市场化。

特别是这个政策专门针对中小企业，保护了抗风险能力较弱，经不住行政权力干预的中小企+业，最大限度的避免出现一纸文件就消失一个行业的情况。

与该法案相配套的还有《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植法》《中小企业投资育成股份有限公司法》等等配套法律，从制度、信贷、资金等多个方面，全方位的呵护中小企业和创业者。

要知道对于一个正常的市场而言，中小企业往往创造了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在一些国家，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甚至超过全部就业岗位的80%，保护中小企业不受干预，就是保护了绝大多数民众的饭碗，保护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民生。

该法案在企业史学界的地位实在是太高，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对该法案都处于如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望父母的状态。

而日本方面还不满足，在1975年开始又对《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改进，并动员中小企业组建“中小企业事业振兴团”以协助中小企业加强经营，并为调整业务方向，进行跨行业经营的中小企业制定了《中小企业事业转换对策临时措施法》，为其提供进一步支持。

那时候的日本政府，可以说是把“服务型政府”这五个字提现的淋漓尽致。

最后一个例子是大名鼎鼎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对国外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多听说过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政策是日本在20世纪出台的最佳政策，这个政策在全球经济学界和企业史学界简直如雷贯耳，讨论日本经济史必讨论该政策。

该政策出台的背景是1960年日本政坛围绕要不要加入《美日安保条约》爆发了相当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首相是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他极力主张加入《美日安保条约》，积极推动日本的再武装化，想要借助美国这块跳板去掺和冷战。

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宏大叙事和掺和地缘冲突极端反感，“福利国家论”是全社会的普遍思潮，岸信介内阁积极参加《美日安保条约》一事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示威游行，这场运动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参与阶层之多，创近现代日本历史之最，此事的直接结果是岸信介内阁因承受不住公众压力而倒台，岸内阁于1960年7月总辞职，随后主张把精力放在国民可支配收入提升上，态度缓和开明的池田勇人就任自民党总裁，并随后得以组阁上台。

池田勇人的政治主张一直强调把国民收入的提升视为根本政治纲领，他非常欣赏当时日本经济学家中山尹知郎的“工资翻番论”，中山尹知郎是一桥大学前校长，他在1959年1月3日的《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工资翻番论”，反复强调要想增长经济，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提高国民收入所得，特别是工资收入，池田勇人自己也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署名文章《我的工资翻番论》，盛赞中山尹知郎的观点。

为了与岸信介划清界限，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姿态，池田勇人在上台前就委托经济学家下村治领衔的经济学家团队作为自己的智囊，要求他围绕提升国民收入这一宗旨，制定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方案，下村治是当时日本大藏省（财政部）的财务调查官，还是国民金融公库理事，针对池田勇人的要求，从1959年开始，他的团队陆续提出了一整套发展日本经济，提振产业的经济计划，池田内阁上台后，下村治立即被任命为日本开发银行理事，主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0年9月5日，池田内阁发布《新政策大纲》，该政策的基本宗旨就一条——让日本社会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准赶上同一时期的西欧国家。

当时企业界普遍对该方案持有疑虑态度，其想法不外乎如果大幅增加工资，会导致人力成本上升，破坏日本企业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针对这种看法，池田内阁在全社会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反复强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简单的把工资涨两倍那么简单，而是要创造一个让国民收入能够倍增，“实现每年收入的自然增长”的经济环境，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国民收入倍增。

为了说服全社会支持该计划，池田内阁设置了4个专业部会和17个专业性小委员会，把从企业，劳工，专家，普通民众等各大群体中招募成员加入这些委员会，邀请他们共同参与决策和讨论，并在讨论的过程中对民间开展说服工作，尤其是劝说企业界接受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念，而这4个专业部会中最主要的一个，综合政策部会，其部会长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山伊知郎。

这些机构经过艰苦的说服工作，在广泛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通过多方面协调和沟通，其意见和观点最终被整理为一份综合报告，经济企划厅在对这份综合报告进行了整理修订和查缺补漏之后，终于在1960年12月27日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

于是大名鼎鼎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此诞生。

该计划缔造的辉煌成就已无需赘言，对经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段时期被日本经济学家称为“岩户景气”时期，是日本战后三大经济景气时期之首，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13.6万亿日元增长到1971年26万亿日元。

比这更重要的是，同一时期日本的居民收入出现大幅增长，国民可支配收入年增幅达到了7.8%，部分行业居然因为收入年增幅“只有6.8%”而被归类为不景气行业，该计划设立的国民收入倍增目标只用了7年时间就得以达成。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的1961年，日本大学毕业生的第一笔工资（即所谓的初任工资）平均为15700日元，到了1967年增长为26200日元，1973年增长至57000日元，比1957年提高了将近4倍，等到了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正式进入失去的三十年的时候，日本大学生的初任工资已经高达199600日元（男子为201800日元），高中毕业生的初任工资则达到了157900日元（男子为160100日元），这个成绩是极其辉煌的。

同一时期日本的劳工权益也得到大幅提升，以钢铁，电机等行业为首的企业职工在战后的日本率先组建了独立的工会组织，组建工会或者小企业主行业协会的盛况逐步扩散到各行各业，这些工会团结起来与大企业和经营方展开“团体交涉”，为职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由于日本的各种工会组织一般在每年春天开展集体斗争，向企业交涉争取权益，这种习惯久而久之固定下来之后，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被称之为“春斗”。

日本厚生劳动省也为“春斗”保驾护航，“春斗”之后发表《民间主要企业春季斗争提高工资的要求与谈判结果》，并向社会公布，其他那些没有发生“春斗”的企业和行业会依据以该文件为参考依据，提高工资待遇。

“春斗”的成果立竿见影，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1961年的“春斗”中，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增幅为13.8%，1967年达到了12.5%，1973年达到了惊人的24.1%，在执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春斗”带来的工资收入增长每年都在10%以上。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缔造了繁荣庞大的中小企业，日益增长的国民收入，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其直接结果是在冷战那个剑拔弩张，政治挂帅的时代形成了日本社会“一亿总中流”的社会奇观，在1958年日本总理府发表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统计》中，月72.4%的人声称自己具有“中流意识”，1970年以后，回答自己具有“中流仪式”的人达到了90%以上，这在那个其他国家整天左左右右的时代简直显得格格不入。

日本在进入失去的三十年之前施行的这些政策之所以能有如此成效，不光是因为政策制定的好，而且还执行的好，政策法规在制定的时候能够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让专业人士负责专业领域，最大限度实现了决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政策制定之后能够充分实施，落实到位，行政力量不足的部分就依靠社会力量自行解决（比如工资问题就充分交给工会去争取），坚决做到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没有让良好法令政策变成一纸空文。

日本是在综上所述的基础之上，才进入失去的三十年的，就算失去了三十年，它也是高收入前提下的失去的三十年。

这种扎实的基础和丰厚的储备，恐怕不是其它人能碰瓷的。

因此，不要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奢望所谓“日本化”，还是清醒一些，现实一些，研究一下怎么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怎么应对拉美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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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4-09-17 11:16:21 UTC+8

修改时间: 2024-09-17 11:16:21 UT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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